亞洲的經濟形勢正在發生變化。在亞洲貿易增長出現急剎車的同時，亞洲在貿易、生產和金融等方面的一體化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近年來，亞洲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呈現出上下波動的特征，但2014年開始變為了負增長，2015年則降至最低點，其中亞洲區域內中間品的貿易出現9.8%的大幅下降(圖1)。

       3月23日，《博鰲亞洲論壇亞洲一體化進程2017年度報告》(下稱《報告》)發布，這也是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的第一個學術發布會。這次年會會期為23日~26日，主題是“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亞洲區域內中間品貿易出現大幅下降

　　中間品是指用于生產其他商品和服務的產品，通常是用來衡量全球價值鏈的一個重要指標。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林桂軍介紹，亞洲主要經濟體如中國、日本、韓國和印度都在降低其貿易對亞洲的依存度。隨著中間品貿易的萎縮，亞洲經濟體在生產上的一體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倒退。

　　2014年，亞洲貿易處在緩慢增長中，年增長率為2.5%，到了2015年，亞洲的貿易跌入負增長。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亞洲貿易首次出現負增長。其中變化最明顯的是進口貿易的下跌，2015年亞洲的進口下降8.5%，超過出口7.1%的負增長。

　　東亞經濟體問題暴露得尤為突出，2015年，東亞經濟體出口下降4%，但是進口卻下降了12%。

　　《報告》稱，東亞貿易的萎縮相當程度上是由于進口的減少所致。東亞貿易中，約60%是中間品。2015年東亞進口下降最劇烈的正是中間品的進口。東亞主要經濟體包括日本、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等，中間品進口的平均下降幅度超過20%，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日本，達到30%，韓國中間品進口下降了20.3%，中國下降了19.5%。

　　亞洲一體化面臨挑戰

　　隨著貿易量下降，亞洲一體化也面臨挑戰。

　　2015年，亞洲經濟體作為整體，較大幅度地降低了對自身的貿易依存度：從2014年的55.65%跌至2015年的51.48%(圖2)。

　　《報告》認為，可能原因是亞洲一體化受到了外部侵擾(比如TPP談判等)，阻礙了亞洲經濟體間的聯系。

　　亞洲在金融一體化方面也遭受挫折，首先是亞洲地區的決策者們在推動金融一體化上缺少清晰的方向和持續的投入。盡管亞洲經濟體擁有世界最高的儲蓄率，1997年至2016年亞洲經濟體的平均國內儲蓄率為31%，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投資資金來自亞洲以外的地區。

　　《報告》認為，美元升值、中國A股市場的動蕩、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動蕩等突發因素，明顯降低了亞洲經濟體股市的相關性及金融的一體化進程。在宏觀經濟層面，不僅各經濟體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弱化，在外界沖擊的影響下，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和物價變化的相關性都在降低。

　　盡管亞洲經濟一體化出現倒退，但是人員交流仍然處在快速發展的軌道上。與亞洲服務業出現萎縮的情況相比，旅游業特別是旅游進口呈現迅猛的增長勢頭，2015年，亞洲旅游進口增長33.9%，遠遠超過全球4%的增長率。“亞洲旅客亞洲游”的現象變得更加突出。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認為，中間品進口的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東亞經濟體以本國投入替代外國投入的能力增強。雖然這種變化是令人鼓舞的，但我們仍需謹慎，以防本地區陷入“自給自足”陷阱。

　　林桂軍認為，亞洲的未來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要走出當前的低谷，亞洲成員需要進一步提升共同體的意識，擯棄以鄰為壑的思維方式。過去幾年來，亞洲經濟體將大量資源浪費在內部紛爭和地緣政治的博弈上，將經濟發展這個主題放在了一邊。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3.2%

　　最近幾年，盡管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大幅下滑，但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2016年，11個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為4.4%，較2015年下降0.1個百分點，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份額持續增加。

　　這是3月23日博鰲亞洲論壇發布的《博鰲亞洲論壇新興經濟體發展2017年度報告》中顯示的。

　　2010年，博鰲論壇發布首期《新興經濟體2009年度報告》，并首次將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定義為“E11”(新興11國)。至今，這一報告已經連續8年對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增長、就業與收入、物價與貨幣政策、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大宗商品、債務和金融市場方面的新進展進行評論和展望。

　　2016年，E11的增長率雖然只為4.4%，但仍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1%。歐盟和七國集團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9%和1.4%，遠低于E11的經濟增長率。

　　在新興經濟體內部，俄羅斯、巴西等經濟體經濟增速觸底反彈，E11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速分化有所收窄。2016年，E11國家中，中國的經濟增速最高，為6.7%;巴西的增速最低，為-3.5%。兩者相差10.2個百分點，比上年度的速差減少1.2個百分點。

　　占E11國家GDP總量約50.7%(按照2015年的現價GDP計算)的中國經濟增速出現放緩，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仍居首位。

　　這一報告指出，得益于大宗商品價格緩慢回升以及經濟政策調整與改革的成效逐步釋放，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勢頭得到遏制，總體呈現緩中趨穩的發展態勢。

　　周文重指出：當前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雖然出現向好勢頭，但仍將面臨各種風險和挑戰。例如，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引發社會不穩定、債務水平攀升、外匯市場大幅波動、保護主義不斷升級、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各種地緣政治風險等問題均不容忽視。

　　比如債務方面，相較于G7(西方七國集團)國家，E11的公共債務水平較低，但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做簡單平均計算，2013~2016年E11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37.1%逐步升至43.8%，財政赤字水平從1.85%變為4.97%。

　　巴西和印度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較高，分別為78.3%和68.5%;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相對較低，分別為17.1%和14.1%。

　　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公共債務上升最為迅猛，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13年的2.2%猛增至2016年的14.1%，年均增速高達87%。

　　從償債率指標來看，E11各國的償債率差異明顯。2015年，巴西、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和俄羅斯的償債率較高，分別為38.1%、32.1%、24.1%和23.3%，均突破了國際公認的20%的警戒線。

　　此外，201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私人部門債務水平也出現連續攀升，截至2015年已超過60%。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姚枝仲認為，主要原因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發達經濟體采取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國際資本市場流動性泛濫，資金借貸成本降低，E11等新興經濟體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借貸額不斷增加。

　　在新興經濟體中，中國的私人部門債務水平較高，企業去杠桿壓力較大，債務違約風險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