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供應鏈“告急”，經濟脫鉤并不是真實情況
疫情以來，有一些討論說中國經濟停擺，世界經濟并未因此受到沖擊（見上圖），這證明了中國制造業的“樞紐”地位本身并不牢靠。我剛剛發了一篇對此問題進行回應（見下文），分析了這些討論的有誤之處，以及中國“樞紐”地位的強韌性。現轉載一篇有實證數據支撐的文章，它進一步驗證了我的分析。
現在的很多討論中都有個誤區，把中國的經濟邏輯-制造業邏輯和politics的邏輯給等同起來，認為兩者之間有高度的內在同構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現實并不是這樣，這種誤區導致了很多錯誤的判斷和分析。
我在新書《溢出》中提出，貿易戰以來中國制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同時我在書中著重強調，“溢出”的核心動力是中國民間經濟的力量，而不是GOV規劃的結果。
中國經濟運轉的邏輯和GOV政策的邏輯之間，并不是同步的，相當程度上是分離的；最起碼就中國的供應鏈網絡、就中國制造業的“樞紐”地位而言，政策的影響是外在于它的。中國制造業的強大、“樞紐”地位的強韌，是從民間經濟中內生出來的一種力量，它強大的內在活力，與政策之間沒有必然關聯。
economics邏輯和politics邏輯之間的分離性，是我們討論中國問題時必須看到的一個前提，脫離開這個前提，就有可能會用愿望取代事實，各種討論也就喪失了意義。
厘清了這個前提，我們才可以更進一步探討，對于中國制造業的“樞紐”地位而言，需要怎樣的一種politics邏輯，才是符合中國和世界的共同利益的。
以下內容轉載于公號“人民幣交易與研究”。
越南工業和貿易部今日宣布本國的供應鏈“告急”，原因是汽車、電子制造等行業的物資材料嚴重依賴中國。如此看來，三星也將加入“延遲生產”的行列了。此前蘋果手機在中國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因疫情復工受阻。
綜合外媒報道，越南工貿部發文稱，越南制造業正遭受由冠狀病毒流行引起的供應鏈問題，這可能導致三星電子新手機的生產推遲。三星是越南最大的單一外國投資者，疫情對其兩種新型手機的生產產生影響，因為大多數組件都來自中國。
工貿部稱“由于病毒的破壞，汽車、電子和電話制造商在獲取物資和材料方面遇到了困難。” “越南在材料和設備上非常依賴中國，這使得該國在爆發疫情時變得脆弱。”
這進一步反映了中國在世界制造業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此前牛津經濟研究所發布報告稱，中國延遲復工推遲了中間品的出口，導致全球其它地區的供應鏈放緩甚至停止。尤其是在電子和電氣設備行業，這些出口占非中國總產出的10%以上。
這種供應短缺造成的破壞可能超出預期。
首先，企業應對來自中國的供應中斷的應急預案可能有限，原因是在汽車等行業使用了即時制造流程，而且缺乏預先建立庫存的機會。
其次，某些部件的延遲交付可能會導致更大的生產損失。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關鍵部件的缺失可能會迫使整條生產線停工，嚴重放大中國暫時停產對全球的影響。
報告還提到，其中最能感受到這種供應鏈短缺帶來的“疼痛”的就是越南。越南的供應鏈尤其與中國緊密相連。其進口的核心中間產品超過40%來自中國，這意味著從中間生產商那里獲得短期替代是不可能的。根據這一指標，繼越南之后，韓國和菲律賓的經濟在冠狀病毒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從中國進口的中間產品在名單上除新加坡外的所有其他亞洲經濟體中所占的份額超過了20%。
越南周四放寬了與健康有關的跨境貿易限制，以支持經濟活動。根據FT報道稱，三星正在考慮通過海運或空運的方式進口所需的部件，但這會提高成本，并且幾乎無法滿足生產進度和需求。
盡管越南工貿部尚未關閉因病毒影響的工廠，但汽車和電子制造商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確保替代材料和商品的供應，以及庫存管理。
越南電視業務部援引越南電子商業協會的報告稱，“如果在接下來的1-1.5個月內沒有控制該流行病，我們的庫存就會用完。” “國產電視和電話的產量將急劇下降。”
越南政府表示，將堅守今年6.8％的經濟增長目標，并采取措施減輕疫情的影響。
越南衛生部最新數據顯示，該國16例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中，有15例已經康復，28例疑似病例正在當地醫院接受隔離。
首先，對外界而言，中國真正停擺才半個多月，1月23號封城才真算開始停擺，第二天就是春節，國外企業與中國有供應鏈關系、需要備貨的，早該備好了，他們都知道沒有疫情也會停擺一周。按照這種準備，對國外企業來說，從正月初七（1月31日）開始到現在，才真的算是停擺。企業做這種配件儲備一般不會超過兩個月，估計國外的儲備也快用完了，真出問題的話應該是再過一個月之后。不過，出問題的主要會是周邊亞洲國家，因為主要的制造業都是集中在這些地方，而它們遇到麻煩時，在歐美股市上會是何種呈現呢？未必是線性關系。
其次，除非是劇烈的暴漲暴跌，否則股市的短期漲跌不說明實體經濟上的太多問題，股市的長期走勢才能說明問題。去年10月初的美聯儲擴表，可能對于最近幾個月美國股市上漲的影響力更大。更以及，討論股市漲跌，不分板塊討論，則意義不大。最近美股在漲的主要是科技股，這本來就是美國的比較優勢所在，這個板塊的漲跌與中國制造業之間的關聯會很間接，更是非線性關系。
第三，再多看一下會發現，油價最近在下跌，這個是與中國制造業之間有直接關聯的。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的價格，前期低點是2019年10月2號的52.45美元，之后一路上漲，2020年1月6日達到近期峰值63.27美元，之后一路下跌，2月10號到低谷49.57美元，一個月跌去了21.6%，之后微有回升，2月20號是53.61美元，仍比一個半月前的峰值跌去15.3%。不僅油價，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普遍在下跌，要分析中國經濟停擺對世界經濟是否有影響，這些數據才是更能說明問題的。
至于最近新報出來的很多消息，比如因為中國停工，導致蘋果手機產量下降；中國配件運不出去，韓國現代、起亞等汽車廠被迫停工，等等，這些相信很多人也都看過了，這里就不多啰嗦了。這些也是說明問題的。
當然，經此一疫，很多外國品牌商會意識到風險，不能把代工廠的雞蛋都放在中國，必須得多國布局，才不會在未來遭遇到類似的風險，所以它們會要求代工廠到其他國家去布局。這是中國會面臨的現實問題，不過對中國的影響也不會像初看上去那么大。因為最近這些年的制造業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復雜產品對于供應鏈網絡的需求越來越深，網絡上的每個節點都只做特別專門的產品，各種節點的配合關系還很可能是在多層分包結構當中實現的。
比如，蘋果會把手機生產承包給富士康，富士康作為一級承包商，會去歌爾買聲學系統，歌爾就是二級承包商，歌爾又會去某廠定制模具，去某廠購買金屬線……這些屬于三級承包商，三級承包商又會去其他廠家買別的東東……一種復雜商品有十幾級甚至幾十級承包商不會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國際品牌商要求代工廠向中國以外轉移，能轉出去的也就是一級、二級承包商；越往下層級的承包商，就越難轉出去，因為越往下，就越是已經分工到太專門化了，它們的生產，對于在整個網絡中的協同性，需求太高了，如果不是整個網絡轉出去，它轉出去肯定會死，而要是整個網絡轉出去，海外沒有任何地方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和足夠多的合格工人、工程師能夠承接中國轉出去的這些網絡。這就會帶來一個結果，一級、二級承包商向海外的部分轉移，反倒會讓國內的三級、四級承包商獲得了海外市場，從而牽動著整個供應鏈網絡向外的擴展。這就是我在新書《溢出》當中所討論的話題。
還有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1990年代全球貿易中，制成品貿易占70%以上，這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到2018年，全球貿易中70%以上是半成品零部件，這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是橫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的。前幾天劉潤與我討論這個問題，他將之總結為，二十多年前是屬于消費全球化，今天則是屬于生產全球化，今天的制成品貿易雖然只占不到30%，但從絕對規模上來說，有可能比二十多年前的那個70%還要大。
這次疫情，確實很可能會讓很多中小企業死掉，但是它們在此前所去滿足的那些需求，仍然存在，并未消失。這些中小企業死掉，但是它們的資產、設備、里面的熟練工人、工程師、管理人員都還在，只要需求還在，這些就會被活下來的企業吸收，滋養活下來的企業獲得新的機會。當然，對于那些死掉的中小企業來說，這個過程是非常殘酷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國制造業經濟會因此崩盤的結論。中小企業應該琢磨的是怎樣讓自己活下來，努力讓自己成為被滋養的那一個，而不是滋養人的那一個。
我們通常對經濟的分析方式，是幾十年前形成的，分析二十多年前的經濟是有效的，但是最近二十年的變化太大了，網絡經濟的出現以極高的速度推動著經濟系統的演化變遷，它的運行邏輯跟此前已經區別巨大了，也讓二十年前有效的分析方式在今天已經失效了，必須找到新的分析方式。
我在2019年在越南做了深入的制造業調研，深入研究中國制造業向越南轉移的問題，過程中越來越深地體會到，民間的經濟空間與國家的政治空間已經越來越不重合了，討論經濟問題不能以政治空間為單元來思考了。制造業流程在供應鏈網絡發展起來之后的深刻變化，各種制造業環節的跨國分布性，以及中國民間各種無盡的聰明自救的本事（這些在調研中看到太多了），使得中國經濟和中國Politics的周期性不是同步的了，中國經濟當然會受Politics的影響，但跟過去想象的根本不是一個邏輯了。
所有這些，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是分析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系時必須注意到的一些前提。忽視了它們，就很容易用愿望代替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