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上海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經濟的發展取得了很大進步。但總體上看，上海目前的所有制結構與全面實施科教興市主戰略、提升上海經濟活力的要求還有不相適應之處。民營經濟存在著規模偏小、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不足，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等問題。社會各方都必須認真貫徹落實“36條”、“38條”，給個體私營企業更多關注和實質性的鼓勵、支持、引導，才能促使上海民營經濟加快健康發展。

    上海是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發源地之一。“上海商人”曾經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作出過突出貢獻。新時代呼喚“新滬商”；上海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著力構建和諧社會，都需要大批“新滬商”發揮重要作用。為此，本報從今天起陸續發表記者采寫的“促進上海非公經濟發展”系列報道，也歡迎廣大讀者就如何發展“新滬商”隊伍、發揮“新滬商”作用發表意見。

    在日前本報舉行的“上海·民企沙龍”活動中，一些上海和外地民營企業家提出一個問題：當前，全國民營經濟如山花爛漫，新浙商、新蘇商、新皖商、新閩商等紛紛大展身手，何時上海也能成批涌現富有海派特色的“新滬商”？

    “新滬商”，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仔細分析這個概念的背后，能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

    比照“新浙商”應有“新滬商”

    一本名叫《推動力》的藍皮書，正在上海許多民營企業中流傳。這本書以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大量事例，深入探討了浙江民營經濟崛起的原因及其對拉動經濟、促進社會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項事業迅速發展的巨大作用。滬上不少民企從中得到啟發，并發出了疑問：比照“新浙商”，為何沒有“新滬商”？

    他們指出，上海的民營經濟，與“新浙商”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許多著名上海民企負責人，如郭廣昌、陳天橋、盧偉光、張文榮，原籍都為浙江。不少企業還是先在浙江創業，然后再轉到上海，像安信地板、杉杉服飾、騰達股份、華東電器等等。

    但是，由于所處地域不同，卻造成了“新浙商”與上海民營企業的諸多不同。

    譬如，“新浙商”的生意經，稱得上包羅萬象，經營的范圍更是五花八門，大到投資幾十上百億元造汽車、造鐵路、包機場，到海外購買成千平方公里森林，小至置一臺老沖床、注塑機在家里生產螺絲墊片、塑料鈕扣，應有盡有。這種現象，在本土上海民企中就較難看到。在很長時間里，上海的個體私營企業，基本上集中在五大類，兩句話就可概括：餐飲服裝夫妻店、中介儀表房地產。

    又如，“新浙商”的“抱團”現象非常明顯，他們往往以群體出現在新的區域，像上海的一些電器街服裝城，基本上都是浙商的“一統天下”，他們甚至在海外都抱團干事業，如意大利米蘭、巴西圣保羅的溫州城。這種情況，在上海的民營企業中也很難看到。

    正在上海運作一個大規模發展計劃的新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說，“上海是中國民族工業的搖籃，早就有‘民資上海’的稱呼，應該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這一呼聲引起了強烈共鳴。許多民營企業家由此發出呼吁：“大力扶持、加快發展新滬商，打造屬于新世紀的‘民資上海’！”

    “新滬商”應具備怎樣的素質

    “滬商”，亦即“上海商人”，歷來不只是一個籍貫概念。翻翻上海地方志和各類典籍就可知道，上百年來在上海從事經營生產的大小老板們，絕大多數均來自五湖四海。因為，上海歷來是一個開放的城市，有“海納百川”的傳統特質。

    現代“新滬商”，當然也首先應是一個全開放的概念：不論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還是來到上海創業的外地人、海歸人，抑或是原先在其他地區創業、“掘到第一桶金”，再到上海二次創業、發掘更大財富的，都可以列入“新滬商”的范疇。

    那么，“新滬商”，又該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

    安信地板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盧偉光說，上海是一個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大都市。“新滬商”最大的特色，是要有魄力，向全國各地開拓，向世界各地開拓。

    “新滬商”要有更強烈的科技意識。許多科技民企的掌門人都認為，上海的物質資源非常有限，但科技文化資源相當豐富，“新滬商”要更善于運用智力，以科技創新帶動其他資源的高倍增值。“今后，科技創新、自主知識產權，應成為‘新滬商’的標志性旗幟。”

    “新滬商”還要在企業文明方面下大功夫，使自己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全面楷模。生于浙江、學在上海，在滬創業成名，卻又擔任著“新浙商”會長的上海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在不久前舉行的“民營企業家·上海產業發展咨詢會”上的發言，堪稱“新滬商”的“文明宣言”。他提出，上海要大力推動“質量上海”、“標準上海”、“信用上海”的建設，而所有在上海創業、發展的民營企業家，都應該成為質量上海、標準上海、信用上海的身體力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