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迄今為止，能夠確定談判達成共識并簽約的項目只有一個，即于7月11日中國貿促會會長萬季飛和美國商務部常務副部長蒂姆·豪瑟將正式簽署的“中國貿促會-美國商務部國際伙伴網絡”項目諒解備忘錄，從而在14個中國商業中心城市啟動國際伙伴網絡合作項目。然而，紡織品、農產品、航空……這些更多懸而未決的議題為中美貿易前景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這次聯委會不尋常

　　中美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于1983年建立，是中美兩國之間最高層次的雙邊經貿磋商機制，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會議，一直是中美經貿磋商的“管道”，但由于最初達成的協議多涉及工業合作，此后又常常與政治掛鉤而“走走停停”，影響力有限。2004年，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美，聯委會升格為副總理級別，其決策權進一步擴大，并變成中美商貿新的話語表達區。

　　而中美經貿關系在中國入世以來的巨大變化則成為聯委會召開的重要背景之一。據中方統計，2004年，雙邊貿易額1696.2億美元，是2001年的2.1倍，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技術來源國和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中國則成為美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五大出口市場。在雙邊經貿迅速發展的同時，美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中方統計2004年達802.7億美元（美方統計為1620億美元左右），比2001年凈增522億美元（美方統計凈增789億美元）。

　　中國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趙振格表示，2005年以來，美對華貿易逆差繼續擴大，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新的矛盾和問題突出，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國內部分議員不斷就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問題提出涉華經貿議案（上半年就高達18件），經貿問題政治化趨勢明顯。而美國對中出口額在2005年1至5月期間不正常的下降則顯示出美國對中出口的主要部分——服務業對于知識產權、匯率等對服務業出口影響較大的政策的觀望狀態。此時引入中美兩國之間最高層次的雙邊經貿磋商機制——中美商貿聯委會，無疑使中美雙方在談判中亮出了最后的底牌。

　　底牌之一：貿易逆差

　　國際商報國際商務交流中心主任，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何偉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在探討中美貿易問題時常常離不開“貿易不平衡”和“貿易逆差”這兩個關鍵詞。

　　據美方統計，2004年美方逆差達到1619.78億美元（按中方統計是802.7億美元）。因此，美國總有一些議員、協會或工會以此做依據，從三方面指責和發起行動：一是啟動兩反兩保指控和調查，特別是對紡織品和服裝；二是指責美國制造業因此在3年內減少了260多萬個就業機會；三是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

　　“這些指責因為反復講，似乎在美國形成了一種輿論，好像確實如此，但嚴格進行科學論證，發現滿不是那么回事。”何偉文說，1997年到2004年的7年間，即便按美方統計，中國在美國全球貿易逆差中的比重竟然是下降的，從27.2%下降到24.9%。這一時期，美國對華逆差增長了225.5%,而對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貿易逆差增長了268.6%。其中對加拿大增長了272.8%；對英國、愛爾蘭、巴西、韓國和南非都從順差變成5億到198億美元不等的逆差。因此，美國貿易逆差主要來源不是中國。

　　2004年，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中南美和歐佩克貿易逆差均創紀錄，原因很簡單，制造業在美國逐漸讓位于現代服務業，低端制造業逐漸讓位于高端制造業，從而引起前者的外移和進口增加。

　　在就業上來說，2000年到2003年3年間，美國制造業確實減少了266萬個崗位，但那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它的經濟周期和3年累計生產率增長15.15%的結果。按美方統計，2000年，美國對華逆差增加了151億美元，非農業就業卻增加了200.5萬,生產工人失業人數則減少了6.1萬；2001年，美國對華逆差減少了7.6億美元,總就業卻減少178萬,生產工人失業增加了30萬。2004年，對華逆差增加了380億美元，制造業就業人數卻增加了9000人（按年初數）。

　　據趙振格介紹，“中國貿促會-美國商務部國際伙伴網絡”項目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也是為了從民間商貿團體合作的角度，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貿促會將在大連、青島、重慶、深圳、杭州、天津、哈爾濱、武漢、昆明、廈門、南京、西安、寧波、珠海這14個沒有設立美國領事館的城市設立專門辦公區域，指定專人，向美國企業提供貿易促進服務，幫助美國企業在中國尋找合作伙伴，切實擴大出口，同時促進我地方與美國的經貿合作。

　　底牌之二：人民幣匯率

　　美國智囊機構“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今年3月25日提出建議報告，要求國會和政府迫使人民幣升值25%，手段是考慮對來自中國的產品進口征收27.5%的關稅。4月7日，參議院通過了紐約州參議員舒默等提出的議案,啟動一項立法程序，聲稱如果中國如果在6個月內不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產品征收27.5%的懲罰性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