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蟲，昆蟲的一種。有人總結其特點說：密度大，繁殖快，所到之處一片狼藉。中學生物課的教輔書中提供了一則史料，說歷史上最驚人的一次“蝗災”發生在1889年，當時“紅海上空出現蝗群，約2500億只，飛過時聲振數里，遮天蔽日”。

　　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成千上萬家大大小小、有名字甚至沒名字的中國鞋企，以個體開拓和群體聚集兼具的特征(這一點恰好也正是生物學家給蝗蟲族群的奇怪定義之一)，東突西進，把中國制造的鞋子輸送到沒有經過任何政府或者行業規范制訂者規劃過的廣闊地域去。

　　“鞋蝗蟲”？我們當然無意詆毀什么，尤其當歐美針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一輪接著一輪的這一時刻。

　　盡管有存在歧義的風險，但這似乎是一個再自然、再貼切不過的聯想。我們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現，全世界超過一半的人們，正穿著中國人制造的鞋子。而制造這些鞋子的中國人，事實上，只是中國13億人口中獨特的、具有極強特征的“幾小撮”而已。2005年6月底，在歐盟已經對中國企業發出新一輪反傾銷信號的前夜，《中國企業家》派出記者前往其中“一小撮”的聚集地——東部沿海的浙江溫州(向南而去的福建泉州、廣東惠州，是另外的兩小撮聚集地)，去實地探詢這些中國鞋商如何進行他們那些穿越了無數風險的全球游走，東藝、奧康、賽納、哈杉、康奈、吉爾達是被我們選中的4千多家溫州鞋企的代表。

　　不懂當地語言，甚至連自己祖國的普通話也說不好，大多數只受過高中教育，從農貿市場起步，敢跑到世界著名的大街上擺攤。這就是溫州商人，這就是溫州鞋商。他們有不斷壓低成本壓低價格的手段，有不論什么樣的關口都敢闖一闖試一試的決心，他們有利潤就上，賺不到錢就走，他們以個體的勇氣闖蕩世界，只要其中一個走到天涯，另一個馬上就聞風而至。他們以金錢的代價、國內資源的損耗甚至個體生命的風險，積累了最為豐富的“國際化”經驗，他們就像是中國人的“猶太”，以擅長在別國做生意而著稱。本刊派往溫州采訪的記者用“篳路藍縷”來感嘆他所聽聞的溫州鞋商的故事，感嘆那種滲透進這些“鞋蝗蟲”生命之中的帶著些許狡黠的頑強。

　　眼下，溫州鞋商和他們的外地同行正在成為一場新的反傾銷訴訟的主角。當這本刊物付印之時，也正是中國鞋企應訴歐盟7月1日提起的反傾銷調查的最后時限。整個7月，在炎炎酷暑和臺風海棠的沖擊下，從溫州到泉州、晉江、深圳、惠州的眾多鞋企，正在全國皮革工業協會的緊急呼吁下，做出應訴與否的艱難選擇，一旦應訴，意味著企業自身要承擔數萬至上百萬歐元的金錢代價；如果放棄，則可能面臨5年甚至更長的出口封鎖期。

　　但是，相比之下，“鞋蝗蟲” 們更復雜的煩惱還在后面。在一次次遭遇反傾銷之下尋找脫離煩惱的命運轉折，更在于他們能否及時“羽化”——攀升至價值鏈的更上端，而不是像他們的韓國同行那樣，因為未能把握住“羽化”的時機，而在十年前突然集體跌落。今天，即便是溫州鞋商中的佼佼者——比如已經爬上中國鞋企群落高端的奧康和康奈，也依然面臨著同樣的風險和疑惑。

　　“蝗蟲？我們是洪水。”溫州東藝鞋業董事長陳國榮抽著粗大的雪茄，說。

　　“對方(國外中低檔制鞋企業)沒有抵抗能力，(我們)一沖就完了。”雖然奧康一度從“洪水”中抽身，專攻國內市場，但其董事長王振滔對中國鞋產品的國際沖擊力深有體會。

　　這種對于中國鞋產品規模的描述是形象的。2003年，中國鞋總產量100億雙，占世界鞋類總產量的55%。其中出口50億雙，為世界鞋產品貿易量的64%，金額為130億美元。2004年，出口達到70億雙(1992年為7.7億雙)。這還只是來自規模以上鞋類企業的統計。而號稱“中國鞋都”的溫州一地，集聚著四千多家(曾經達上萬家)制鞋企業，年產鞋6億雙以上。2003年，溫州鞋產品出口金額8.37億美元，2004年為11.5億美元。

　　一直以來，歐盟、俄羅斯、烏克蘭是溫州鞋出口的三大主要市場。目前，中國鞋產品年出口歐盟總額占歐盟鞋類進口總額的20.04%，其中溫州鞋占到60%以上。

　　而在頻繁發生的俄羅斯拉鞋、西班牙燒鞋事件中，所涉企業幾乎全部來自溫州。2005年6月27日，記者在溫州接通賽納集團董事長陳則女每的電話時，他在準備接受歐盟關于勞保鞋的反傾銷調查。“結果還不能預料。”陳說。賽納集團是中國規模最大、出口量最多的專業勞保鞋生產企業。同日，溫州鞋革行業協會秘書長朱峰對《中國企業家》說，今年9月，歐盟將針對中國的皮鞋和旅游鞋進行反傾銷調查。現在，這一時間大幅度提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