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是意料之中的失敗，過程卻意想不到的艱難。

　　美國時間9月28日近午夜，原本就不被外界看好的中美紡織品貿易第五輪談判，在雙方的沉默離場中無果而終。

　　原定兩天的談判已經延長至三天，雖然看不到談判現場唇槍舌劍的場面，但從連續延長的時間，就可體味出談判的過程有多么艱巨。

　　自今年4月4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生產的棉織襯衫及上衣等3大類出口紡織品發起特保調查至今，這場爭端已持續了近6個月；倘若從去年10月22日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決定對中國襪類商品實施特保措施算起，這場爭端持續時間更長達11個月，它正在使中美經貿關系至少局部地從“雙贏”轉為“雙輸”。

　　談判久拖不決 中美雙輸

　　中國利益因這場爭端受損有目共睹，但中國政府在此問題上并無退讓余地。

　　中國政府不會犧牲本國1900萬紡織工人的飯碗，去維護幾萬、乃至幾千美國紡織從業人員索取高價的“權利”。而且，中方退讓的結果將比談判徹底破裂還糟糕。 

　　今年1-8月，中國紡織品服裝對美出口額已經超過去年全年出口額20%之多，預計全年紡織品服裝出口額可達千億美元；而且，在美國限制進口的16類中國紡織服裝產品中，有1類設限期到10月28日截止，7類設限期到12月31日截止，且世貿組織規定對每類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特保措施只能使用1次，并不得超過1年。

　　一項條件不合理的協議不僅不會增加中國在今年剩余3個月內的出口，反而會限制中方明年、后年乃至2008年的出口。而美國決策層也需認真考慮：隨著這場爭端的拖延，他們會損失些什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限制中國紡織品，美國的紡織品貿易逆差也不會下降多少，勞動力成本的差異決定了這一點。美國銷售商即使把訂單從中國轉走，大多數也不會轉向美國國內廠商，而是會轉向其它發展中國家。美國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實現其保護國內紡織服裝部門就業的目的，其消費者、納稅人卻要付出大得多的代價。

　　其次，美國政府和不少公眾被一些商人當作向中國轉移生產爭取時間、牟取壟斷利潤的工具。

　　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個假設的例子來說明。假設有A、B兩家本來旗鼓相當的美國紡織企業，A企業已經在中國投資生產，因此在“后配額時代”的自由貿易條件下有望贏得額外的競爭優勢；B企業也已經看到向中國轉移生產是大勢所趨，但即使現在就在中國投資建設的工廠，也還需要兩三年時間才能形成生產能力，這段時間已經足以讓A公司的品牌占據大部分市場，而讓B公司在現金流量、市場占有率等方面損失巨大。

　　在這種情況下，B公司要將其市場份額維持兩三年時間，直到自己在中國設立的工廠形成全部生產能力，最好的辦法就是挑起貿易爭端，讓美國政府對來自中國的紡織品設限；兩三年后限制解除時，他們在中國的工廠已經可以向美國大規模出口了。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消費者和納稅人支付了代價。

　　第三，限制措施未必能夠實現美國進口來源多元化的目的，因為過時、過度的貿易壁壘從來就是對非法貿易的激勵，在配額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但消費者需求強烈的情況下，進口商有可能鋌而走險，通過更改原產地證明等非法方式進口，從而擾亂美國正常的市場秩序。

　　在輸歐紡織品壓港危機中，瑞典工貿大臣托馬斯·厄斯特羅斯曾緊急致電歐盟貿易委員會委員彼得·曼德爾森，要求歐盟委員會盡快采取全面、靈活的方案解決因限制中國紡織品而引起的混亂局面，信中就對上述激勵非法貿易的風險明確表示憂慮。

　　而山姆大叔已習慣“自己生病、別人吃藥”，中方需要對此思考應對之道。

　　美國抨擊中國紡織品出口的最“正義”論點，莫過于指責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高速增長在進口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失業。《伊斯坦布爾宣言》聲稱中國紡織品貿易自由化將在其他國家造成3000萬人失業。

　　其實，一些發展中國家極力慫恿美歐限制中國紡織品，并不是希望借此保留在本國的制造業就業機會，而是因為他們的某些廠商早就干起了在中國訂貨、打上自己的品牌之后向美歐出口的生意，如果中國紡織品贏得自由貿易待遇，他們就無法繼續這樣的生意了。
　　不僅如此，直接投資和勞務輸出將進一步削弱限制中國紡織品以增加其他發展中國家就業的可能性。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動機之一是規避貿易壁壘；許多中國企業多年來也正是用這種方式利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紡織品和服裝配額。在不少小型紡織服裝出口國里，出口量最大的紡織服裝工廠往往來自中國和其它東亞經濟體，雇傭的工人也有很多來自中國。